著名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于2024年10月21日在美国爱荷华家中逝世，享年99岁。消息来源为聂华苓的次女王晓蓝。
聂华苓，1925年生于武汉，1949年与家人逃到台湾，因编辑《自由中国》受白色恐怖牵连，后赴美与丈夫Paul Engle创办影响力庞大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通过他们的“国际写作计划”，世界各地作家越过意识形态聚集一堂，1979年，大陆、台湾和香港的作家隔绝三十载，首次相见于爱荷华。白先勇、林怀民、莫言、李都等曾是她家客厅的座上客。而她本人也被称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是20世纪华人文学界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2013年，纪录片《三生三世聂华苓》问世，本片改编自聂华苓的同名自传。人称「世界文学组织之母」的聂华苓是20世纪华人文学界最重要的推手，白先勇、林怀民、蒋勳，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香港作家李怡、董启章、锺玲、潘耀明都曾是她家客厅的座上客。 聂华苓曾自喻为「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香港导演陈安琪花三年时间、往来两岸三地与美国，拍摄纪录片《三生三世聂华苓》。聂华苓的一生，恍如一段三生三世的飘泊旅行，交织出了当代海外杰出华人作家的清晰身影与美丽，也刻划了她和诗人伴侣保罗．安格尔至死不渝的坚定情感。 创作背景 因与聂华苓女儿王晓薇是初中同学，陈安琪导演很小便与“聂阿姨”熟识。在六十年代陈安琪又听随建议留学爱荷华，并以客串民歌手身份加入“国际写作计划”的余兴表演环节，见证当年作家们游湖朗诵、讨论的胜景，因此亦与保罗安格尔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陈安琪与聂华苓相识四十余年，对于影片拍摄，她表示最初的计画是要拍保罗·安格尔的“国际写作计画”纪录片，但保罗意外于1991年因病辞世，令原本的拍摄计划还未启动便嘎然而止。陈安琪于2009年整理信件时，又翻出当年资料，当下即决定继续拍摄工作，并经聂华苓的同意开拍该纪录片。 陈安琪对于聂华苓的赴美后的生活相当的了解，且可以看出她的记录“最好的时光”的努力——对于聂华苓本人来说，她觉得虽然不是真的“死去”，但是从大陆到中国台湾，再从中国台湾到美国，她的生活都像是一个“全新的人生”，所以她的自传是“三生三世”为名，而她最好的时光则是与丈夫一起的三十多年相依相伴。所以，影片的前半部分主要集中于综述性的“三生三世”的漂泊命运，后半部分则是她的“最好的时光”及她与台湾文化界的关系。 创作过程 导演陈安琪和同学们分享了她在影片创作过程中的感触，剪接的过程是最艰难的，整个拍摄下来的过程有两百多个钟头，而且每一位作家说的都那么好，要怎么把它们剪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是对她来说最大的挑战。每次去采访作家前都要看他们至少一两部著作，这是基础工作。她还特别提到了很多大学生帮忙剪切片子对这部影片的贡献。她秉承对作家的尊重和认真仔细的态度花费三年时间完成拍摄 。 1925年，聂华苓出生在湖北武汉的一个小县城。祖父是个知书达理的文化人，曾经在封建清朝中过举人，祖辈一时风光无限，本可以靠着当官保证后辈衣食无忧，却恰逢辛亥革命，一把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聂华苓的父亲是个"桂系"， 积极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斗争。聂华苓因父亲的职务，一家人只得住在武汉汉口旧时代俄国的外国租界处，被迫成为黄土地上的"外乡人"。她的母亲是他父亲的二房。并且她的母亲嫁给他父亲很久之后才知道自己是二房。其中的委屈可想而知。那时她的母亲以为自己被骗了，受到伤害的母亲曾经要吞金自杀，但当她看到才刚刚出生七八个月的小华苓时，她的心软了下来 。为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是聂华苓，她选择了默默忍受， 接受现实，内心却饱受折磨。 虽然学习的环境条件相当之艰苦，但是聂华苓依然迅速 在炮火连绵中成长起来，她自小酷爱阅读，读到情深之时，甚至一度不能自已，潸然落泪，奋笔疾书写下绵绵小字，以文章来倾诉衷肠与热血，这也培育了聂华苓优秀的写作能力，为她后来在文坛立足埋下了伏笔。 10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女儿和三个月的弟弟搬家到了宜昌。 在这里聂华苓也有了一段幸福的时光，但随着她年龄渐大，母亲非常的忧虑，觉得女孩子一定要读书，于是拿出家中所有的积蓄逼着她到外地去念书，那时候她才14岁。 1943年，聂华苓就读于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因校长是蒋公蒋介石，所以学生们都被戏称为“天子门生”。 1962年，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静农，邀华苓教小说创作。接着，徐复观请华苓去东海大学，教“现代小说”。 台静农、徐复观两位教授，相继为聂华苓打开了一扇门，一扇窗，她得以重见天日。 1963年，在一次朋友组织的作家交流聚会上，聂华苓认识了一个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 那时的聂华苓虽背负着生活的沉重，但她自己始终保持着最好的状态。 她的学生曾这样形容她，“穿着旗袍、高跟鞋，打扮得很精致，很漂亮。” 而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聂华苓，保罗听她谈到自己那些颠沛的过去，如何独自抚养孩子，在谈到创作的时候，聂华苓的眼里有着璀璨无比的光芒....... 保罗对聂华苓一见钟情，深受美国教育的保罗对聂华苓展开了热烈追求，聂华苓起初是抗拒的，可是保罗好像知道她心中所想，总是在她要委婉拒绝时开始下一个话题，聂华苓对此也是无可奈何。 孤独的聂华苓最终被保罗打动，跟随他去了美国，坐上飞机的那一刻，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解脱，这个故乡，她好像也没有什么留恋的，如果故乡带给她的只有阴霾，那么这个故乡她这一生都不想面对了。 很快，他们就举行了一场十分浪漫的婚礼。聂华苓对这段婚姻的评价，是“我们的婚姻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满的婚姻。” 他们婚后在爱荷华筑起爱巢，一起划船、烤肉、谈文学，与鹿和浣熊做伴，神仙眷侣也不过如此。 同保罗相处的27年里，聂华苓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她得到最大的自由去成为内心深处最想成为的那个自己。 哪怕同保罗斗嘴，都能让她的心情愉悦。聂华苓曾对丈夫说道：“在别人面前，我的嘴不快，只有在你面前，我的嘴特快。”而保罗则一脸得意 妻子道：“我给了你智慧。” 可是一个深爱妻子的丈夫怎么可能赢得了他面前的小女人，果然，聂华苓一句“我的智慧全浪费在你身上了。” 让保罗立刻哑口无言。 他们都是文学家 ，心灵互通的两位作家，毕生都在为艺术史奋斗着自己的热血。乐于奉献的他们一同创办了“国际写作计划”，每年把全世界的作家邀请到爱荷华来创作、交流，每次40多个作家，均来自不同国家，一住就是九十个月。中美建交后，萧乾、艾青、丁玲等中国作家也陆续走进这个文学大家庭，在餐桌旁，保罗只要抓住一个人就会不厌其烦地讲述他和聂华苓的罗曼史，对她的爱，他要告诉全世界。 这个期间，你可以写作也可以不写作，参加活动也可以，抽烟喝酒也可以，各种派对，气氛十分活跃。他们是文学界的使者，正是因为聂华苓安格尔夫妻二人的热血奋斗，于是在1976年的诺贝尔奖提名典礼上，来自世界各国的300多名文学作家纷纷推荐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妻二人为此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称他们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可见他们二人在世界文学界的地位有多神圣 。 和保罗在一起的日子大概是成年之后的聂华苓最开心幸福的一段时光，两人仿佛有说不完的话，每天都能够有新的惊喜发现。 1991年3月，他们满怀喜悦地去欧洲，准备领取波兰政府授予的国际文化贡献奖，在芝加哥机场转机时，他说去买《新闻周刊》，路上心脏病突发，永远地离开了她。 没有挥手，没有告别，只留下一首未完成的诗《当我死的时候》。悲痛欲绝的聂华苓哭得几次昏死过去。 著名美学家蒋勋先生就这样回忆聂华苓：“华苓的大笑让我觉得是了不起的，因为她一生所经历的遭遇，可以用笑声淡掉。”风雨中的曲折并没有压垮她，而是在笑容中淡忘一切苦难，依旧热爱生命这团火。
我流亡了三辈子。军伐内战，抗日战争，中日战争，国共内战。逃，逃，逃。最後，逃到台湾。逃到爱荷华。
小时候，因为父亲的桂系关系，逃避蒋系的暗杀，躲在汉口的日租界。我们就在那儿住下了。1936年，父亲在贵州专员任内被红军杀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十四岁，就成了流亡学生，当时我们中学生就唱流亡歌曲：
流亡三部曲之三〈离家〉
这样逃，逃，逃，逃了敌人，逃不了国民党，逃不了共产党。1949年我二十四岁带着家人从大陆逃到台湾，立刻参加了雷震先生和胡适先生创办的《自由中国》。逐渐地，因为《自由中国》对台湾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尖锐批评，锋利的驳析，十一年以後，在1960年被政府封闭，雷震、傅正、马之驌、刘子英被捕，《自由中国》被封。
雷震等被捕後，我住屋附近总有人来回徘徊。警总藉口查户口，深夜搜查我家好几次。据说殷海光本来也在被捕的名单上，警总动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的名字取消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和母亲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开报纸，就看有没有殷海光的名字。没料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宣称他们在《自由中国》写的文章，自负文责。殷海光写的许多篇社论几乎都是雷案中「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章。1960年九月，最後一期《自由中国》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就是殷海光写的。
殷海光在1960年雷案发生以後，殷宅附近日夜有人监视，不断受到特务骚扰，後来特务竟明目张胆到他家里去，精神折磨得他拍桌大吼：你们要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
1964年我终於到了爱荷华大学作驻校作家，已在台湾出版七本书了。当时，作为一个作家，我还是困在自己的处境中：中国人，中国人，你到底犯了什麽罪？
那岂不就是文革时期中国人的处境？他不知道是和她结婚呢？还是不结婚？甚至不知道是回波兰呢？还是不回去？
爱荷华大学1967年创办「国际写作计画」（IWP），我开始接触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作家。当时的世界正是冷战时期，东欧的国家在苏联控制下，中国大陆已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台湾那个时候1949至1987年正在戒严时期。1968年，陈映真接到我们邀请，却被当局逮捕了，捷克发动人权运动的哈维尔，接到我们的邀请，苏联坦克车冲进布拉格，哈维尔流亡地下了。他一再被捕。终於在1989年，被选为捷克总统。
从1945到1991年，欧洲被铁幕分隔成截然两个不同的世界。IWP 就在那样的世界局面下，吸收了一些很优秀的东欧作家。
我和东欧的作家特别接近。他们对我诉苦，我懂。例如，波兰小说家Julian Stryjkowski。IWP一再邀请，他终於在1969年到了爱荷华。那时候，作家在IWP八个月，他们在爱荷华度过寒冷的冬天。一天，大雪纷纷，只见Julian捧着一束鲜花，走进我办公室，一面说：我可以和你谈谈吗？我说：当然可以。他说：可不可以关上门。我说可以。预感他有重要的话要谈了。1949至1952年，他是波兰驻罗马的新闻社长，因为他出版了一本小说，写义大利没有田地的农民，被义大利政府驱逐出境。回国後，他在一份现代文学的杂志工作。他本强烈拥护共产主义，1966年，他退出波兰联合工人党，和其他一些当年有名作家，抗议政府对文学、艺术、文化的迫害。从那以後，一直到1978年，他的作品才能发表，但必须通过检查单位批准。
那天他要和我谈谈，也正是他在波兰受压制的时候。他关上我办公室的门，给我一束鲜花，坐下後，对我谈到他当时困难的处境。他和一中年女人要好，有几年了，她有个儿子，母子都对他很好。他们想结婚，但他考虑到自己的处境会影响他们，尤其会影响儿子的未来。他不知如何是好。那岂不就是文革时期中国人的处境？他不知道是和她结婚呢？还是不结婚？甚至不知道是回波兰呢？还是不回去？若不回去，也就因为那个原因，那母子俩也不可能从波兰出境到美国。
其实，他知道我也没办法。但他要找个人，吐吐苦水。他离开我办公室的时候，我一再要他回去後，告诉我他们是否结婚了。好久以後，我才接到他一张明信卡。只有一句话：我回来了。
我和许多地区的作家认识以後，读到他们的作品，发现中国人的命运，也就是二十世纪的人的命运。我和世界文学接触所得到的这份感受，扩大了我的视野，影响了我的创作。
伊朗的诗人台海瑞（Tahareh Saffarzadeh）1967年到爱荷华，正是伊朗巴拉维国王专政的时代，对异议分子采取高压手段。她不敢回伊朗，在爱荷华又留了一年，最後，不得不回国了。我和Paul送她上飞机，她上了飞机，又跑下来，抱着我大哭。她在爱荷华写了一首诗：
戈艾姬（Agnes Gegely, 1974 IWP）出生在匈牙利东南部平原上一个小村里犹太家族，後随新闻记者的父亲移居山峦地带。她庆幸从小就浸润在山水之中。二次世界大战，匈牙利参加轴心国，纳粹被苏联袭败。她父亲在战俘营中死於伤寒。1944年纳粹占领匈牙利，迫害犹太人，戈艾姬母女被囚在布达佩斯狱中。1945年一月战争一结束，她母女在冰天雪地中，步行一百六十公里回小村老家。雪深及膝，纸板靴底，走了七天。到了老家，她已瘫痪，两腿必须锯掉，但一位年老农妇用肥肉按摩她两腿，三个月後，她终於又能行走。战争结束，苏联进入匈牙利。
她挣扎多年，终於在1953年进入布达佩斯文理大学，後来教过中学，任文学杂志、出版社编辑、电台工作，1975年开始在赛格德大学教美国诗历史，年近六十，还在布达佩斯大学研究并得博士学位，专长叶慈（W. B. Yeats）的诗和诗的翻译。从1963年起，出版几本诗集，四部小说，乔艾思以及汤玛斯（Dylan Thomas）和狄金生（Emily Dickinson）的作品翻译。所写的诗和小说，涉及甚广──欧洲、美国、亚洲、非洲。三部小说在瑞典和德国出版，得过匈牙利文学大奖，被选为匈牙利国家院士。1961年结婚，次年离婚。後与一位美国文学翻译家相爱，他1984年心脏病突发而死。1988年，相依为命的母亲逝世。
她说：我到今天，驱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的丧失感。了解如何哀痛的人，知道如何活下去。
我深有同感。1936年，我十一岁，大年初三，满屋红艳艳的喜气，母亲突然看到《武汉日报》头条新闻：贵州平越专员聂怒夫殉难。他被红军杀害。1951年，大弟汉仲在台空军飞行失事。我忍着泪瞒着母亲六个月，她终於自己察觉了。1962年，医生诊断她得了肺癌，我又瞒着她，告诉她是气管炎。五个月以後，在儿女围绕的幻觉中，在我紧握的手中闭了眼，停止呼吸。1991年，安格尔和我去波兰领国际文化贡献奖，他突然在芝加哥机场倒下。现在，我仍然在这爱荷华河上，写，写，写……驱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丧失感。
我和许多地区的作家认识以後，读到他们的作品，发现中国人的命运，也就是二十世纪的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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